汇丰零售银行CEO范宁：新信用卡业务再探中国市场

  去年12月初开始，汇丰银行全新信用卡业务的大幅广告在北京的地铁等公共场所不时可见。在外资机构纷纷出售中资银行股权，中国对外资持股中国金融机构开放前景还不明朗的环境下，这尤为显眼。

  汇丰是目前惟一一个在中国五大行中持股仍超过1%的外资金融机构(相关报道详见财新网《外资撤出中资银行 获利还是逃离?》)，持有交通银行近19%的股权。它也是全球范围内系统重要性最高的三家银行之一。另两个银行业的航母，摩根大通和花旗均得益于庞大、成熟的美国市场，汇丰则以其全球业务覆盖见长，在欧洲、亚洲、美洲都有大量业务，且在亚洲业务规模远超其他地区。

  尽管外资银行机构在中国的运营环境并不有利，但汇丰集团CEO欧智华(Stuart Gulliver)在最近一次向董事会陈述银行战略时，将开拓中国，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业务作为汇丰下一阶段战略的核心之一。

  汇丰四大业务板块之一——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CEO范宁(John Flint)对此解释称，部分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其他任何一家外资银行是视中国为家的。

  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达沃斯2017年年会并发表为全球化“站台”的演讲当天，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表示将重点放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外资准入限制。

  汇丰的新战略是否会如鱼得水?外资银行在中国是否会迎来一个小阳春?这是不少人心中待解的谜题。

  财新记者在达沃斯期间采访了范宁。除了汇丰与中国的交集，他还重点阐释了对全球商业银行，尤其是零售银行面临的数字挑战的看法。他不讳言汇丰等外资银行与中国的外银行机构一样，也都面临新进入者的冲击以及自身数字战略执行方面的挑战，也不讳言监管者在这场起点并不完全相同不同的竞争中，最终应该扮演的角色。

  中国新业务

  财新记者：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于中国大陆独立发行信用卡?

  范宁：汇丰与交行一直有信用卡业务方面的合作。多年前，双方曾有设立合资信用卡公司的设想，但随着市场、监管等外部环境的逐步变化，我们认为在内地发行自身品牌的信用卡相对而言更为适合。

  去年12月，“汇丰中国”发行的信用卡正式面世了。这个业务还很新，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汇丰集团CEO欧智华(Stuart Gulliver)最近一次向董事会陈述银行战略时，提到的很重要一块就是开拓珠江三角洲的业务。在我们看来，珠江三角洲很可能是当前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就我分管的零售银行板块来说，第一步就是这个信用卡业务。

  “汇丰中国”发行信用卡的吸引力，在我看来主要源于其国际化属性。我们为此做了一些关于中国千禧一代的研究，他们的思维、理念非常国际化，看重便捷、具有国际化标准，面向全球、便捷的服务。

  财新记者：合资信用卡业务到期了，但汇丰对交通银行的股权仍然保留着?

  范宁：是的，仍然有约19%的股权。在双方的信用卡业务合作中，汇丰银行贡献专业知识和人才，交通银行贡献分销网络，汇丰拿与在交行所持股权大体一致的收益。这个业务合作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一共发行了约5000万张信用卡。所以现在我们希望为内地客户提供我们自身品牌的信用卡。

  财新记者：许多外资银行近年已经从在国内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中撤离。

  范宁：相比在其他外资银行心目中，中国在汇丰人心目中占据的地位完全不一样。香港仍然是汇丰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亚洲是汇丰最重要、增长最快的地区。在帮助当地发展方面，未来汇丰能做最大贡献的也是中国。

  对美国的银行来说，他们的本国市场太肥了，且当前他们面对的情况很有利，完全犯不着分心。欧洲大陆的银行都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并撤回到欧洲本地市场。英国的银行目前除了汇丰，都是主要面向英国国内的。

  在汇丰内部，我们谈两个本位市场，香港和英国。没有其他任何一家外资银行是根植中国、视其为家的。

  商业银行的数字挑战

  财新记者：在中国，传统商业银行都面临阿里、腾讯等科技企业在第三方支付等领域的冲击。包括汇丰在内，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银行如何面对当前的数字挑战?

  范宁：商业银行的数字挑战说得最通俗，就是借助科技让银行服务更为便捷。不管是支付、存贷款、还是财富管理，银行所做之事的本质总体上不会改变。挑战在于运用技术，让每个客户都能以便捷、契合直觉的方式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完成这些活动。

  这可以说是所有金融机构都在做的事，中间并没有太多从0到1的创新，更多都是关于开发出更便捷的流程、操作方式等。决定谁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是相对容易的事。

  汇丰银行在36个国家和地区有零售业务，所提供的服务范围很广，理论上它们都可以在移动和电子设备上完成。其中一部分很容易，另外一些，能做但相对较难。我们不但要让现有客户体验的每个方面都是便捷的，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希望提供一些附加功能，这也并不难。从行为经济学中我们知道，零售银行客户通常理财做得不太好，不是因为有点懒惰，就是保留着不好的习惯，在储蓄上不够有纪律。因此可以借助技术来为他们提供督促或提醒。

  这些就是商业银行数字挑战的核心，听起来并不难，但是执行非常难。

  财新记者：中国的银行也没能做好?

  范宁：中国的银行很可能面临比汇丰更大的挑战，而这些挑战阿里和腾讯并不需要面对。

  拿汇丰来说，我们有不小的“遗留”IT系统，在使用的程序有几千个。理想的情境是，开发出一套新的、一体化的客户服务旅程，然后在36个国家市场统一应用、投放。

  开发部分很容易，投入要求也并不高，但是在36个市场投放就很昂贵，因为这要求做好方方面面的整合和水管工性质的细节工作。为此我们要搭建很多的连接性接口平台，从而不用再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地做水管工性质的工作。这是我们大多数资金投入流向的地方。这没有捷径。

  我可以想象中国的银行机构的基础设施很可能比汇丰的还要复杂、更加过时。而阿里和腾讯已经在用新技术做所有的工作。他们的数据整理、排放得很好，很容易使用，所有工作都能借助数据完成，因此竞争优势很明显。

  监管者目前为止对他们还是比较宽容的。不过有迹象显示，由于他们已有那么大的规模，开始有了系统重要性，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受托者，要负责照看客户的资金。因此，我认为他们应该被适当监管，也能以对客户最安全的方式行事。

  目前他们更多地还是在做支付，还没有大规模进入银行业核心的资金中介环节上。

  在达沃斯这样的论坛，当人们讨论银行的数字挑战，总是聚焦美国，或欧洲机构所处的生态环境和经历。但其实，阿里和腾讯很可能走在所有其他机构的前面。

  财新记者：瑞典央行有支持商业银行搭建统一电子支付平台的努力。其他国家或地区是否可以加以借鉴?

  范宁：是的。香港金管局也有类似努力。在香港，人们可以使用电子钱包，将资金在银行账户间进行转移，或支付。

  核心问题是电子钱包中的资金是在受监管的银行体系内，还是在此之外。不希望看到的情况是，市场和监管实践鼓励资金从一个监管机构管辖范围跑到另一个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

  因此需要仔细考虑，多少上限的资金可以被放到电子钱包内，以及针对电子钱包服务提供商的规则和监管规定有哪些，他们对这些资金能做什么——无疑不能把不同使用者钱包里的资金合到一起，去赌赛马、投资股市，或收购一个酒店。

  无论监管者对于改善消费者体验、为他们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功能和服务有多在意，他们最主要的职责还是，保证消费者的资金是安全的，以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免于风险和冲击。我认为最终，这会成为被优先考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