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法理性驱走信用卡犯罪中的恶意

  抬高信用卡犯罪的司法门槛，平等保护持卡人和发卡银行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发挥刑法的预防惩治犯罪功能，是以司法理性驱走信用卡犯罪中的种种恶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8日公布的一份司法解释，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将被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较大”。此前，“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九年间，这一数字上升了五倍。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树常青。”“数额较大”的司法认定标准变迁，外在，因应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内在，驱动的则是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客观分析。司法解释常被认为是一种准立法，但它的实质仍是司法活动。司法解释要解决的，就是法律在司法程序中的适用。这里的“数额较大”，来源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不难看出，从“一万元以上”到“五万元以上”，恶意透支信用卡的犯罪门槛，在悄然间抬升了。

  抬高恶意透支信用卡的犯罪门槛，价值取向当然不是要鼓励犯罪，而是要均衡发卡方和持卡人的利益保护。近年来，恶意透支已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要行为方式，案件量占全部金融诈骗犯罪的八成以上。如仍按以前的规定，这类犯罪量刑明显偏重，重刑率逐年上升，但发案率却持续高位运行。

  “恶意透支要重罚，恶意发卡更得严惩”——九年前，《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甫一出台，类似的网络民意表达就汹涌而来。在公共舆论场上，围绕银行“恶意发卡”与持卡人“恶意透支”之间的争议，隔不久就会借助某宗个案再现。这次对“解释”的修订，调整相应数额，既有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司法理性，也有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的司法温情。

  “信用卡”，不能不见“信用”只见“卡”。银行发卡，要讲信用；持卡人用卡，也得讲信用。一些银行固然有超量发卡、诱导透支消费等行为，也不代表持卡人就可以无责透支。并不是所有的“透支”都是“恶意透支”，也并不是所有的“恶意透支”都构成犯罪。透支是信用卡的基本功能，而“恶意透支”构成犯罪在客观方面则有三个限制条件：一是经发卡银行的两次催收且两次“有效催收”应当至少间隔三十日；二是超过三个月没有归还；三是达到司法解释所划定的数额标准。若是发卡方存在问题，如发卡行违规以信用卡透支形式变相发放贷款，持卡人未按规定归还的，则不适用刑法“恶意透支”的规定。抬高信用卡犯罪的司法门槛，平等保护持卡人和发卡银行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发挥刑法的预防惩治犯罪功能，是以司法理性驱走信用卡犯罪中的种种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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